昭和64年前篇「大于一」的漠然,「小于一」的伤楚分集剧情
文|淹然「昭和64年」,不是电影原名。濑濑敬久导演的这部电影,分为上下篇,浩浩汤汤四小时,但片名只是一个看似素淡的数字——「64」。1989年,也就是昭和64年,随着裕仁天皇离世,昭和年代的最后一年,只逗留了七天。而在这匆匆七天内,群马县发生了一起幼女绑架案,结局以罪犯漏网、幼女惨死收尾。举国迎接崭新的平成年代降临之际,这起代号「64」的案件,自然很快湮没于大众视线之外。这就是片名的一语双关,但电影的主要篇幅,并未囿于这七天。影片讲的是,「64案」如何在此后漫长的十四年,让一些人永远留在了昭和64年,止步不前。「大于一」的图谋《64》是日本推理作家横山秀夫的小说,也是电影改编的来源。相比濑濑敬久,横山秀夫倒更似此片的「第一作者」,因为原作足够优秀,留给濑濑敬久的发挥空间不大。全片覆着一片灰冷色调,契合故事沉重的步伐,此外无甚别致的风格。导演最大的考验,是如何合理删减小说情节。从结果看,上下篇叙事节奏得当,导演还在下篇后半段塞入了一段原创情节,强化主题。说回横山秀夫。他没有东野圭吾、京极夏彦、宫部美雪那么闪闪发光,却领受了「一笔入魂」的最高褒赞。横山秀夫写社会派推理,这一脉的前辈——比如松本清张、森村诚一都是中国读者熟稔的,他们笔下更关心的,是为何杀人,而不是如何杀人。烈火烹油、鲜花着锦之下,人心怎样地一点点委顿,甚至崩坏。俄国作家布罗茨基有一个说法,「一个人既不是孩子也不是成人;一个人也许是小于『一』的。」「小」与「大」,也是横山秀夫一直在处理的问题。国家、制度、组织,是「大于一」的,轰然碾压而来。在这些庞然大物面前,庶民、个体是「小于一」的,微如纤尘。《昭和64年》里,自然还有横山秀夫常常写的警界内幕。十四年前的「64案」,因为录音设备突然故障,错失了唯一能记录绑匪声音的机会,但瞒藏这一污点却成了历任刑事部长不变的目标。十四年后的今天,「64案」逼近最后时效,东京长官欲下访群马县,督促警方全力侦办,但这只是门面功夫,实质是要趁此撤换刑事部长。「即便『64案』完结了,刑事部也不会得到祝福」,这是男主角三上发出的一句慨叹,出现在电视剧版《昭和64年》中,但被电影版舍弃了。这正是最可怖之处,警方各路人马以「64案为」猎场,瞄准的却只是自身利益。至于真相与凶手,为了组织的运转,是可以被悬置起来的。「小于一」的境遇那么,《昭和64年》里,那些「小于一」的存在,又是怎样的境遇?雨宫,「64案」被害幼女的父亲,永远活在了昭和64年。这个角色,类似横山秀夫处女作《罗宾计划》里的刑警沟吕木,后者因为眼睁睁看着三亿元事件的最大嫌犯无罪释放,人生的指针就此停摆在了十五年前。这是横山秀夫最爱描写的境况,时间无法减淡伤痛,但记忆却没能坚固不催。雨宫说,「我对女儿的记忆渐渐模糊,只留下一颗没有着落的心。」失职的警方,不曾向雨宫递出应有的道歉。雨宫就靠自己的笨力气,为女儿讨公道,就像《砂器》里跑断腿的老警察,有着日本人那种典型的执著与坚毅,令人敬服。三上,原刑警,却被发配到了宣传部,成了与记者打交道的新闻官。这是一个不怎么常见的警察形象,虽然内心深处沸腾着一颗警魂,但而今身为文官的他,被刑事部看低,也被长官嫌弃。这个角色存在的意义,是告诉人们何为警察,不是为组织忠心耿耿卖命,也不是破案就足够了。触发三上成长的,是一桩交通事故。肇事者是公安委员的千金,上级勒令三上向记者隐瞒肇事者的身份。三上慢慢发觉,宣传部与记者之间,不应是持续的斗争,而是彼此信任,因此,他最终违逆命令,公布了肇事者讯息。但不止于此,他还向记者们讲述了一个老人的故事,这个老人就是事故中的死者。记者们其实并不对这个老人感兴趣,一如昭和64年时的前辈们,眼里只有「大」新闻,比如天皇病逝,比如肇事者的官家背景。但三上终于看见了,看见了每一桩案件背后,都关乎一个人的生命与尊严。与此同时,当年参与过「64案」,如今遭遇女儿失踪的三上,开始懂得以另一种眼光审视雨宫,不是警察与受害者家属的关系,而是站在父亲的立场上,去对待另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——雨宫。基于这层蜕变,三上成了「64案」后,雨宫开始信任的第一个警察。如你所见,三上是父亲,雨宫也是父亲,电影里还有另两个父亲。一个是「64案」搜查班成员幸田,为声张正义却遭组织打压,不惜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幸福生活。另一个是「64案」真凶,让他最痛苦的,不是被逮捕,而是在女儿面前被逮捕。这段情节,正是编导的原创,强调了罪犯身份之外的父亲属性。电影「昭和64年」的推理成分并不重,甚至在推理情节的布排上,尚不如电视剧版来得悬念迭起。这是社会派推理一直遭人诟病之处,但比较本格派,社会派推理的长处,是为人物赋予了更真实的血肉。回头看「64」这个数字,它的背后,是破碎的家庭,失意的父亲,卑微的警察,腐败的官僚,堆叠着「小于一」的伤楚,「大于一」的漠然。这已经不是用一个推理标签,可以涵盖的了。原载「北京青年报」